女超球员：没有太多关注、缺少更多选择
撰文丨胡婉滢
编辑丨张钦
1980 年代末，为了迎接 1990 年亚运会，北京先农坛体育场被翻新过一次。从那之后，先农坛体育场再也没有过大范围的翻新。
一张冠军和名人展板，内容从黑白色胶片照片，到高清彩色比赛照片，沿着着体育场侧面，铺满整面墙壁。
不止北京女足，乒乓球、举重、网球、田径、橄榄球都在这里训练，整个先农坛体校有 16 万平。马龙、张怡宁等人的名字刷着金色，刻在门口的雕塑上——这是先农坛走出去的乒乓球奥运冠军。北京国安俱乐部在职业化之前，也在先农坛训练。
工作人员介绍，有些老楼地上的砖块，是建造人民大会堂时候剩下的。
体校后院有古代的砖块遗址、皇帝寝宫。和天坛公园紧挨着的先农坛，周围没有商圈，体校里的人想要购物或者聚餐，得骑着电动车去远些的地方。
有人在午休时间点了外卖想拿进先农坛。保安把他拦下来提醒，不要拿进大门，要么就把地址条给撕掉。“都是运动员，吃坏了怎么办？”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的快递点，也被分开设立在保安亭对面。
即使比赛日，先农坛也不那么热闹。外面的城市和先农坛体校，被大门划出一个分界线。
2024 年 3 月，隶属于东方雨虹集团的雨虹修缮公司赞助北京女足。一位业内人士称，赞助有两百万，这笔钱被从中介抽取一部分后，剩下的钱只够北京队现役主力王珊珊一个人的年薪。这已经是国家队水平的女足薪资了。
养活体校女足所有梯队的女孩，一年的花费在一、两千万——这些钱约等于金元足球时代，一名国家队级别男足球员的年薪。
1999 年，女足打进世界杯，刘爱玲等老将归队，最终获得亚军。女足国家队受到了很高的关注。王丹丹回忆，这时候的女超比赛观众大概有几十个人，“几十个人已经很多了。”
商业化程度较好的美国女足足球联赛（NWSL），在 2023 年，达成了一项新的三年转播协议。从 2024 年开始，相比之前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三年 450 万美元的合同金额，总价值 2.4 亿美元的转播权，增长了 40 倍。
女超比赛对于国内的赞助商来说没有收益，观众较少，转播权就卖不上价格。国外女足队伍，不是中国女超队伍完美的参考目标。
国内男足比赛的主要收入来源于门票、赞助和转播权。大部分女超比赛的门票，都是免费的赠票。转播也是在自己的官方号上。
从 1986 年到 1999 年，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获得了女足亚洲杯七连冠。闯入奥运会 5 次，参加亚运会 9 次获得冠军 3 次、亚军 2 次、季军 2 次。
但搜索一位退役国家队女足队员的信息，得在她的名字前加上“女足”词条，才能尽量排除重名的人出现在搜索结果页。
球市低迷，女超获得的关注一般来自于支持三大球的球迷群体，许多男足球迷也会在看台上为女足加油——门票免费又住得近，一些人甚至是第一次看女足比赛。
因为雨水，先农坛体育场的墙皮脱落，剥下来的一层墙皮混合灰尘，落在看台座椅下面。每次看比赛前，观众都要自己用纸巾擦掉座位上厚厚的灰尘再落座。
不算太高的工资、有限的退役路径选择、商业化不完全的比赛，现阶段的女超队员能做的，是珍惜这片不太热闹的赛场，先踢下去。
大部分女超队员，不是主动选择足球项目的。有的选择足球是因为相对其他项目，足球更有前途。有的为了学业，被教练选中后进入体校。
张彤是从“北京兆泰女足”踢到国家队的女超队员。经历过中国女足踢进亚洲杯、获得亚青杯冠军、成为世界杯八强的巅峰时期。2012 年，29 岁的张彤退役。
“因为我爸是教练，所以我才踢球。”张彤练了两年田径之后，被父亲转到了足球。
现役队员王珊珊，最开始是打排球的。“学校特色是打排球，还有中长跑。后来要上初中了，不喜欢上学，就想玩运动。开始对足球也不是很了解，小时候也不定性，不是说我就喜欢足球，就要踢足球。”
王丹丹从小就主动选择踢球。她从北京的女超队踢进国家队。在 2008 年亚洲杯半决赛的最后 13 分钟，王丹丹被换上场，帮中国女足队完成了逆转。
12 岁之前，王丹丹一直跟男生一起踢球。“当时他们要组北京西城体校队，只选了男孩，没选女孩。”
她跟家里人说自己想去踢球，遭到拒绝。母亲会送王丹丹去什刹海学跳舞。
王丹丹不觉得 12 岁时的自己踢得比男生差。进入职业队后，成年女足队伍会和男足 U16 打比赛。“跟（成年的）男足比赛，人家踢你 20 个，也没有提高的意义。”男生过了 12 岁开始发育，王丹丹才意识到自己发挥到极限，也追不上了。
踢到后来，打完了大部分重量级比赛，王丹丹觉得“没意思”。她找不到继续往上走的意义。
（图）训练日，朝阳女足训练场边的王丹丹
女超比赛无法达到男足中超比赛的观众人数和对抗性。赢球后没有排山倒海的万人欢呼，赛后只有零星几个记者参与的媒体发布会，让赢球的感受、比赛中受伤的疼痛、赛后的转变和成长，都被淡淡地一笔带过。
从河南八一队退役的女超球员常方方，在足球生涯最后几年，已经感受不到赢比赛带来的喜悦。
“就觉得赢球是为教练赢的。赢了就能不挨骂了，也不用加练了。”她觉得自己像一颗棋子，每天机械性的训练，她的教练在意成绩，不在意队员的内心感受。
一次训练后的总结会上，她身体虚弱，直接晕了过去。常方方说，在重要赛事时，女性运动员要规避生理期。“有人因为服用药物雄性激素旺盛，有的导致月经混乱。”这些女超赛场之外的“隐形伤病”，一些男性教练无法过多感同身受。
王珊珊没有参加 5 月 30 日的训练，吃完午饭之后得去做腿伤的康复治疗。“到了天津一队，才意识到（踢球）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也是从伤病或者失败里，我明确自己很喜欢这项运动。”
于允是北京雨虹修缮女足主教练。做了 28 年教练，他 2000 年搬到先农坛。在那之前，他还在秦皇岛中国足球学校带过三年多男足。从 2017 年开始，于允在这间办公室工作了 8 年。
2016 年，这批男足队员和于允重聚，送了他一张全体签名贺卡给他，贺卡被摊开，在于允办公桌面的透明板下展示。对于退役的女超队员，他没有着重说出印象最深刻的哪一届。他觉得球员就像演员，到了一定年龄一定会有谢幕的那天。
“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抱负，坦率地说，以前没想过我要坐在北京女足主教练这个位置上。我就是按部就班地去努力工作，可能很多事都是顺其自然的。”
于允办公室墙上，挂着女足队员们的签名球衣，冰箱上是和女足队员们去各地比赛和训练的纪念品。比赛奖杯或奖牌他没有过多地展示。之前于允有为了输球吃不下饭的时候，这一两年来好多了。
北京女足队员的工资是北京市体育局根据队员的进队年限和身份来定的，于允能定的是训练费和比赛奖金。“上海队这种“豪门”，一场比赛的赢球奖金能达到 40 万。北京队一场下来的奖金差不多在三四万，主力也就分到 2000 块钱。”
“男足成绩不好，可能你就下课了，但女足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激烈。我觉得能干，就努力干。但是队员也得认可你，领导也得信任你，是吧？如果这些东西都具备了，教练组都挺开心的， OK 那就（继续）。”
即便现在有了赞助，北京女足还是一支商业化不完全的球队。
王丹丹是凭借兴趣入的行，退役之前，她却急迫地想要转型。“你把一个曾经的兴趣爱好变成工作职业以后，其实就有可能变了味道。”
有人选择在队期间读研，名额有限，一个队伍只有两三个人能有机会读书，这样也好为退役后的生活铺另一个可能性。
转型期的王丹丹最想做的是快点融入社会，干点和足球无关的工作。她看来这是一种反抗和出于发泄的“叛逆”。
（图）先农坛田径训练场中的口号横幅
封闭的训练，让女足队员和外面的世界失去正常连接。快速融入社会，对于这群从小在体校长大的女孩来说，或有些困难，或无从下手。
U16 和 U16 以下的球员被没收手机、电视天线。在体校里这是很常见的事。王丹丹在体校时，吃完饭以后会和队友等着看电视。她们只能在固定时段看电视上播的琼瑶剧，没有明确喜欢的哪一集或者哪一部剧，只是觉得自己想再多看一会。
另一位退役队员，看见过同校的学姐，用铁丝晾衣架改装电视天线。“你都不知道她怎么改的，放上就是能看。”
在体校内或体校外，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在社会层面，给予这群女足队员帮助。
就像赛场上空出的大片座位一样，大部分人对她们的期待与关注，仍然缺席，短时间内不会被填补。
在 2024 年获得北京雨虹修缮的赞助之前，北京女足已经三年没拿过赞助了。
赞助空缺的北京女足，基本的生活、工资成本和比赛经费，靠足协、体育局支持和补贴。
“每场比赛，我们主要是靠这笔补贴（办赛）。”关洵是先农坛规划建设科的副科长，在先农坛 25 年，平时主要负责学校的基础建设，学校里新建的水疗康复中心就是他负责的。工作之前，他是先农坛的体操队运动员。
“我自己也是球迷，平时也踢球。现在女超比赛所有水、电，包括竞赛部分、新闻商务，我来总协调。”关洵做的工作很细碎，小到一个贴在门上的流程表格都是他来做。
不同于男足，如果一个公司想要低成本地参与足球，女超队伍是价格较低的好选择。
现在，一个女超队员的月工资平均在一万块钱上下。2015 年女足职业化前，女超队员的奖金和工资更少。
和北京雨虹修缮一样赞助女超球队的，还有长春大众卓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长春大众置业。长春队的开销没有足协的参与，运营的钱都是俱乐部拿的。
一位长春大众卓越女足的队员说，平时女超队员们住在公司提供的俱乐部宿舍。“老板会在每周四的下午给员工放假，要求员工下午必须到场看比赛，支持公司球队。”
巴西外援不相信国内的移动支付，财务需要每个月按照汇率把她的工资换成等额现金，她装进包里，大概有 6 万块人民币。
2024 年 5 月 29 日，北京女足队伍被邀请去东方雨虹亦庄的总公司参观。
“就在京东旁边，非常大。”于允形容进入公司时候看到的内部的感受。“赞助老板就是单纯爱足球。他们觉得，现在北京女足跟他们（母公司）不是很匹配，我们要是全国冠军，估计（母公司）就赞助了，现在没达到。”
北京女超比赛的工作人员临时办公室，是借用观众席下面的兴奋剂检查室。“这样会比较方便，离得近。”
（图）先农坛场边临时办公室，准备训练的北京女足队员
一场女超比赛要有转播、广告板、安检、检票、公众号推送。一场在先农坛举办的女超比赛，有基本的流程和设备，但和男足相比，这些基本的准备，显得有些“便宜”。
足协每场比赛的补贴，主要被用来购买第三方服务，包括安保和救护车租赁。“我们一场比赛会雇 20 个保安，还有 3 个安检员。”这些买来的“外援”显然不够，先农坛体校自己的保安队、校内运动员、队医，都会在办赛的时候过来支援。
先农坛门卫的保安大爷，会帮忙处理一些紧急情况，有时候也没法完全处理好，他们不完全懂比赛流程。
北京市的安保政策较严，赛场观众每增加 100 人，对安保的要求都会更严一些。每场比赛，关洵会给治安部门发人员的名单，对接治安和派出所。一个人协调几个部门对于办赛来说也是一种压力。“每次比赛当天的上午才会完全确定整个比赛的流程，中间会有一直在变的情况发生。”
“工体的男足比赛会有安检用的安检门，之前问过，一个过安检门租用一天要 2 万多块钱，我们现在的能力还没法承受这些。男足围场的 LED 显示屏我们也想做，但没有那么大的资金。我们就用传统的广告板，自己铺、自己收。”
疫情结束的第一场比赛，北京主场一共到场 3000 人，因为不符合治安要求很快就被派出所约谈了。后来的人数基本上稳定在几百到一千人左右。
今年 6 月 8 日的比赛，北京女足定向赠票 1000 张，分别给了太平洋保险 500 张、两个球迷组织各 200 张。还有 100 张，给了学校里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所在的“政治组织”成员，可以到场支持。
实际到场的人数会跟发出去的赠票数量有所出入，有的人拿到赠票也不会到场来看球。
散客会从公众号和其他宣传渠道领定额的免费票，之前的比赛不需要实名制登记，后来因为安保问题，开始实名制。
上线实名制的领票功能后，许多上了年纪的球迷，不会操作手机，被拦在了场外。激动的球迷会在中场休息的看台上，拽住记者说老球迷进不来赛场看球，也有人说自己把电话打到了先农坛体校投诉，关洵都不知道他打到了哪个部门去。
“看台下面都是仓库，学校里不止一个项目，很多器材都存放在赛场中间层。如果人都进来，器材一倒，又是安全问题。”
年久失修的球场，无法负担的安保，让女超的支持者，只存在于一小群人里。
“退役之后根本不想看见绿色的东西，不想看见足球场。只想脱离足球，去休息。”几乎所有退役女超运动员都会这样说。
重复枯燥的训练、和外界隔绝的体校，她们懂得踢球，对于被大门分隔在外的世界，她们知道得很少。
一位退役女足队员说，踢到后来，她看不到任何希望，这条关于足球的路很模糊，不知道怎样才算踢得好。“坐到训练大巴上，你就开始沮丧。”
于允觉得，27 、28 岁是一名女足球员的黄金年龄，24 、 25 岁时，她们可能需要面对人生转折。之前几年，于允队里一部分球员会早于他界定的“黄金年龄”退役，花上两年时间休息或转型。
分岔路摆在女足队员面前：在 24 岁步入社会找工作，适应社会则会错过踢球的黄金年龄。如果结婚生子，再回来踢球的几率更低。如果转型失败，回来重新试训成为球员，对于年龄和身体素质来说，又是一种挑战。
（图）退役后，踢球时的伤会形成惯性伤，对运动员的生活造成影响
退役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就像办理离职一样，只用填写一张表格，体校盖章、签字。你就可以拿着自己的行李离开队伍了。简单的离开是快速的解脱，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迷茫。
现在于允队里，一些三十多岁的队员还在场上踢球。
王珊珊是现役的三十岁以上球员，她也想过很多退役后的出路，除了做教练和体育老师，她还申请过天津一所高校的研究生。给运动员的指标有限，她争不过那些拿过奥运金牌的运动员，最终放弃。
于允鼓励这群踢球的女孩，早点想好未来的打算。“我就认为教练不光是要教她们踢球，你还要教给她们去如何去生活，如何去生存，如何去跟别人打交道。”
王丹丹退役很早。退役之后她觉得自己应该玩一玩。她玩游戏，熬夜打劲舞团，后来开始买摩托车，不想玩专业的，只是觉得骑车很帅。还去西单租过摊，卖过衣服。
现在王丹丹又回到足球行业，做朝阳女足的教练。“别人说的可能我不听，但是于指说的，我就听。”王丹丹觉得，还是得做足球有关的事情，做别的没什么经验。
教练更多的是提供有关足球的帮助，足球之外的东西，这群退役队员得自己摸索。一些女超队员会去找队里的姐姐求助——在体校里，女超队员们接触不到更多体校外的人，考虑或正在经历退役的队友，跟自己境遇相同，更有参考价值。
直到现在，成为足球教练、成为体育老师，是大多数退役女足球员的固定答案。稳定的体制下，做稳定的工作。在体校的人生经验，复用于接下来的人生。
（图）北京女足队员在场边做训练准备
做球员时，她们只用专注这一个多小时的球赛，住在体校、吃在体校。离开球队以后，要租房、要赚钱吃饭、买东西，生存的压力变得大了。前几年，国家队的队员年薪可以开到百万以上，在社会上工作，很难像在队里一样，一下子赚这么多。
从足球运动员转变成别的社会角色，相当于要把前二十几年的人生快速抛掉，重新开始。
常方方在退役之后做了一年的交警。家里给她安排进交警队，负责指挥交通。进入交警队，她需要和更多、更复杂的人打交道。“人好像有这个惯性，觉得你好欺负，就一直欺负你。”她没告诉爸妈自己决定申请停薪留职，直接从交警队离开了。
后来她还想在休息的时候有球踢，就租了块地，在老家做了青训基地。“做了三年以后，发现我只懂教学，不懂运营和管理。”她转让了老家的青训基地，来北京从头开始跟着教练导师学教练课。
张彤在魏占魁教练的介绍下，去男足的中甲球队里做过一段时间员工。
她的角色从会员注册到新闻官，再到青训教练，不停转变。俱乐部一批又一批地换领导，投资人把俱乐部卖来卖去。最后，张彤不适应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在三年前辞职，回到训练场做自己更擅长的足球青训。
曾经一名某队的女超守门员，还没退役，中途出去做过半年的“传销”，但没把东西卖给过自己的队友。后来因为没赚到钱，决定回队试训。
现在的王丹丹四十多岁了，她觉得再去思考那些“心态的动荡”已经没有意义。“如果我现在二十七八岁我可能不服，但十多年之后的沉淀，我已经平静了。我挺满意现在的生活。”
常方方做青训教练以后，期待都转移到了孩子们身上。“我希望他们能爱上踢足球。希望他们能好。”
但被问到对自己的期待，她思考了很久。
“这个真的没想过。”
像退役时把沉甸甸的行李放上车，下一站无论她们开到哪，都是新的起点，从那个起点的出发，不会太轻松。
